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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侯遗命安葬看诸葛亮的廉政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作者:shc   编辑:   浏览数:34886   来源:盐城镜鉴网    [ ] 【纠错】 2011-3-11 16:57:45

从武侯遗命安葬看诸葛亮的廉政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文/郭清华

           
    凡看过《三国志》、《三国演义》或者到过陕西勉县武侯墓的都知道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公元234)秋八月第五次北伐曹魏(罗贯忠《三国演义》称为“六出祁山”)时病死于五丈原军中,时年五十四岁。他临终遗命“死后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遵照其遗命,后主刘禅将诸葛亮安葬在定军山下。当时,蜀汉百姓、官吏因思念诸葛亮,纷纷私祭于道陌、市井,从而乱了蜀汉的“礼秩”。为此,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文武百官联名上书,引经据典,陈辞力争,强烈要求朝廷为诸葛亮修庙,以表武侯功德而“千秋祭祀”,上慰英灵,下安百姓,维护礼秩,巩固蜀汉政权。后主刘禅于景耀六年(公元263)上半年“诏为亮立庙沔阳”(今勉县之汉县名),“因近其墓”,敕建了天下第一座武侯祠。《诏书》还规定:立庙之后,“凡亲属、臣吏、百姓等赐祭”供奉诸葛亮者,“皆限止庙,断其私祭,以崇正礼”(见《三国志·诸葛亮传》)。从此以后,扫墓、祭庙、吊武侯的节礼“始从之”(见清李复心《忠武侯祠墓志》),形成了一年一度武侯墓的盛大清明庙会。千百年来,武侯墓、祠毗邻相衬,熠熠生辉,供世人仰贤钦英,逐景览胜,成为誉冠古今、声驰海外的著名古迹胜地,吸引着中外游人纷至沓来,拜谒观瞻。
    武侯墓在古战场定军山下的西南角,现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据1978年笔者实测,古迹占地面积360亩,这里岗峦起伏,山环水抱,形成了“九龙捧寿”之佳城穴地(见清李复心《忠武侯祠墓志》)。在古柏参天,乔木森森的一片苍翠葱郁之林海中,掩藏着诸葛亮的遗体安葬处——武侯墓。武侯之墓在正殿之后院中的中轴线上,头西脚东,取“永怀西蜀”之意,冢为汉制“复斗式”,高4米,直径20.4米,周长64米,砌以八卦形石栏,石栏裙板上刻有诸葛亮生平事迹图案,整个轴线北偏东75°。墓头两侧对称地栽植着两棵高19米、冠幅25米、胸围3米以上的“护墓双汉桂”,浓荫蔽空,风雨护墓,每年八月金桂盛开,飘香四溢,使武侯墓历有“十里定军草木香”之盛誉。墓的四周遍布高30余米,直径1米以上的参天古柏,株株挺拔苍翠。据清嘉庆、道光间武侯墓祠主持道人李复心所著《忠武侯祠墓志》所载,这些古柏与汉桂皆为后主刘禅“诏为亮立庙”时所植。当时,“墓凡五十四”株,象征诸葛亮在生之年,“祠凡六十四”株,象征诸葛亮在定军山下“教兵演武”时“推演”的“六十四阵八阵图”。由于代远年湮,沧桑多变,武侯墓现仅存古柏22株,祠存18株。为了弄清这批珍贵树木的准确年代,笔者1979年特邀北京林学院陈俊喻教授等五人来武侯墓祠现场实测,鉴定结果“确认是汉柏、汉桂”,证实了《忠武侯祠墓志》记载的可靠性,“护墓双桂”的标识性和“武侯之墓”的真实性不言而喻,诸葛亮的墓葬莫不与其功德业绩,特别是勤政廉洁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诸葛亮的遗命薄葬与廉政思想的体现 
     东汉末年,厚葬之风盛行,“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nou)梓楩(pian)楠(注:用珍贵的木材作棺槨),多埋珠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见《后汉书·王符传》),从多年来全国各地的考古资料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诸葛亮生前官至蜀汉丞相,封武乡侯,领益州牧,“白帝城托孤”之后,又全权辅佐后主刘禅,被后主尊为“相父”,摄一国之政事,行邦域之大权,权重威高,堪称一人之下之至尊,然而他的临终遗命和安葬在定军山下的墓葬就与他的身份和当时盛行的厚葬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后世品评感叹的话题。笔者认为:
     第一,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明确告诉世人,他死后要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靠山造坟墓,坟的大小能放进一口棺材就行,入棺安葬时就将平时所穿衣服,墓中不需要随葬器物,总之一切从简。遗命的前两句是指“凭借”定军山为坟地,因为这里不但是蜀汉北大门的军事要隘,而且是黄忠袭杀夏侯渊大战定军山而决定三国鼎立的古战场,亦是先主刘备因此称王建立蜀汉政权的根据地,更是诸葛亮在此屯兵八年五次北伐的大本营,他曾在此“教兵演武,推演八阵图”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人虽已死,但他要以自已死虎的余威激励蜀汉将士继续以此为基北伐曹魏,汉中定军山是蜀汉基业成功的象征,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希望,所以他遗命要“死后葬汉中定军山”。至于“因山为坟”,并不是狭意上的在定军山打洞作穴,入葬在此山中。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载:“诸葛亮之死也,遗命葬其山(定军山),因即地势,不起坟垄”,这说明距诸葛亮死后二百多年的武侯墓是有墓而无坟冢。至于当初的墓形大小,不得而知,但后来的“复斗式”墓形,当是近现代保护措施中的产物。1978年笔者就为其增土二百余立方。再据《水经注·渭水》载:“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官吏称墓,百姓为坟”。诸葛亮遗命将自己的墓地称为“坟”,当是指越简单、越随便、越小越好,目的是不张扬、不侈化,以保持他一生的名节。遗命的后三句即“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才是诸葛亮廉洁自律、高风亮节的具体体现,简短的三句话至真至诚,惊世骇俗,感人寰,泣鬼神,成为千古之典范。炎兴元年(公元263下半年),魏征西将军钟会伐蜀取汉中时来到武侯墓祭祀,面对诸葛亮的薄葬孤坟感慨万千,肃然起敬,他“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在刍牧樵採”(见《三国志·诸葛亮传》),从此,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上千年。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历代皆知诸葛亮死后是从简安葬,墓中没有什么珠宝器物,加之世人对诸葛亮的尊崇敬仰,所以,他的墓从没有被盗记录和传说。
    第二,诸葛亮死后的二十九年中,仅一座孤坟,一抔黄土,别无其他建筑祠庙与附属物,正因为如此,蜀汉百姓才更加思其恩泽、颂其功德、赞其睿智、祀其英灵而纷纷私祭于道陌、市井,在习隆、向充等百官联名上书恳请下,后主刘禅迫于国势民心的压力,才下诏为诸葛亮“因近其墓”而“立庙”。当时的祠庙肯定简单而规模小,但它必竟是天下唯一的武侯祠,所以才规定一应供奉凭吊诸葛亮“皆限止庙”。从一座孤坟到配享祠庙历时二十九年,这又与当时名门豪族普遍“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的厚葬之风相悖。
    第三,诸葛亮在给刘禅的《自表后主》文书中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这篇文章虽无准确的记年时间,但从“若臣死之日”和“及卒”等语句分析,当是在建兴十二年(公元234)秋,他在五丈原军中多病而知已不久于世时,书面向后主刘禅的自我表白,也应是临终前的遗命。文章明确告诉我们,当时他家里只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这应当是刘备在成都建立基业后分给诸葛亮的产业。十五倾田在晋武帝时相当于八品官所占的田额(见李柏勋《诸葛亮集论笺》),如此微薄的资产竟是诸葛亮全家人的生存依托,且“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足见其艰辛生活之一斑。至于诸葛亮本人在外勤政的随身衣食,皆“悉仰于官”而“别无调度”,更“不别治生,以长尺寸”,除了官任上的配发外别无任何外来收入。到死的时候,也不能使自己“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些感人肺腹,催人泪下的语言心声,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生也淡泊,死也清廉的高尚人格。
     二、诸葛亮廉政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他从隆中出山到遗命葬定军山的二十七年中,事先主,扶后主,为报“三顾之恩”,尽“托孤之忠”而全力辅佐蜀汉基业,南征北伐,呕心历血,“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始终把勤政、廉洁作为立身之本,“先理身,后理人”,以达到“理身则人敬”(见《诸葛武侯集·治乱第十二》)的崇高境界。他在《诫子书》中要求子女们“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并指出“淫慢则不能励精,险燥则不能治性”;在《诫外甥书》中,他又提出“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才能有所作为;他要求将士们“见利不贪,见美不淫”(见《将性篇·将志》),指出“高节可以厉俗”,用高风亮节来激励社会风气(见《将性篇·将德》),反对将士们“侈其衣服,异其冠带”(见《用人篇·逐恶》)。在用人、识人方面,诸葛亮指出:“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见《举措第七》)。在《将性篇·将弊》中诸葛亮又指出“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这八句话,把人性中的缺点揭示的淋漓尽致。在《用人篇·知人性》中亦指出“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其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他以高度概括的惊世哲理,一针见血的言明了观察和识别人的标准与办法。同时,他提醒将士“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若“克食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逆乱。唯劝农业,无夺其食;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还要求“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积蓄,以储其后”(见《治人第六》);他提示那些谋私贪利而报侥幸心理的人说:“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见《思虑第十五》);告诫将士们要明白“船漏则水入,囊穿则内空,……墙坏屋倾,堤决水漾”(见《阴察第十六》)的道理,不要因私废公,损坏国家利益。在管理国家和军队实行勤政廉政的具体运作中,他制定了“示之以进退,故人知禁;诱之以仁义,故人知礼;重之以事非,故人知劝;决之以赏罚,故人知信”(见《治军·善将》)和“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见《治人第六》)的策略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见《答惜赦》)的原则。总之,当时的蜀国在诸葛亮的辅佐管理下,“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诸葛亮的勤政廉政思想影响了整个蜀汉一朝。如:录尚书事的费祎“雅性谦素,家无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见《三国志·费祎传》);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见《三国志·刘巴传》);姜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见《三国志·姜维传》);董和“躬率以俭,恶衣素食……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见《三国志·董和传》);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随身衣食也“悉仰于官”,生活俭朴,家无私产,妻子也“不免饥寒”,死时“家无余财”(见《三国志·邓芝传》),等等。蜀汉国的廉政之风在诸葛亮廉洁自律思想的教化影响下成为历史的典范,而诸葛亮廉政思想的哲理名言也成了后世治国、理家、做人的座右铭,被代代传颂。
    诸葛亮死后一千七百多年来,华夏民族尊其为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智慧的象征,这是对诸葛亮一生中功德业绩的高度概括。笔者认为,一个人的聪睿才智和勤政业绩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廉洁自律的人格魅力,诸葛亮不愧是“为人师表”的楷模,从他生前的勤政廉政到他死后的遗命薄葬,无不体现他崇高人品,他虽死犹生,让活着的人们去品评、领悟和借鉴。正因为如此,他死后,史学家陈寿为他立传时评论他“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利,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者虽仇必赏,犯法贻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戳,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称赞他是“识治之良才”(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后人赞誉他是“将相师表”、“醇臣模”、“醇儒望众”、“坐言起行”、“移风来世”、“万人师表”(见郭清华《武侯墓祠匾联集注》)。就其薄葬而言,历代亦有不少文人学士感叹歌咏。如:吴阿天府《诸葛武侯·七古》诗云:“郦山穿穴亿万费,七十二冢滋疑忌,何如此冢卧空山,万岁千秋人洒泪”;清周书《谒武侯墓》诗云:“孤忠双表在,遗憾一抔存”,刁翼《望定军山诸葛公墓》诗云:“冢上一抔存汉季,松杉林立护祠楹”;余翔汉《诸葛公墓》诗云:“今古荒坟半草莱,插旗山下墓巍哉。庙祠炳焕人千载,碑碣流传土一堆”;吴隆瑞《武侯墓》诗:“阿瞒疑冢今何在?不及先生土一垒”。……等等(见清李复心《忠武侯祠墓志》),真可谓“高风亮节足千古,心碑历历祠墓前”。在武侯墓的楹联中,对诸葛亮的遗命薄葬也不乏感叹赞誉。如:“一抔犹是汉家土,七尺争瞻丞相坟”(清嘉庆祝曾题书);“前书案,后笔峰,看几亩青畴,数千载隆中宛在;襟军山,带沔水,留一抔黄土,四百年汉祚犹新”(清嘉庆李复心题书);“我居白河水,东与南阳原系比邻,知当日避难躬耕,人号卧龙,自况管乐,未出茅庐即名士;公葬定军山下,为汉中留此胜迹,寿终时对众遗命,地卜嘶马,墓勿丘垅,能禁樵牧是佳城”(民国十五年王恒鉴题书);“沔土一抔存帝业,汉江千里照臣心”(清董书题)……等等。总之,武侯墓的碑碣、匾联和历朝历代诗歌,莫不对诸葛亮的勤政廉洁和功德业绩品评称慕,至到今日,凡游人观瞻,皆肃然起敬,为此,勉县的武侯墓也先后被汉中市和陕西省公布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用诸葛亮的勤政廉洁思想教育世人和青少年。
     三、诸葛亮勤政廉洁思想的形成
    勤政廉洁,公正无私是诸葛亮高尚品德之核心,他“科教严明,赏罚必行,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这是《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他的高度评价。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成因:
    1、颠沛流漓和隐居躬耕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他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思想基础。
诸葛亮自幼丧失父母,兄弟姐妹只好依靠叔父诸葛玄为生,在当时诸侯纷争的动乱社会,“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见曹操《蒿里行》),百姓生活艰难,诸葛亮姐弟也随叔父先后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再到襄阳投刘表,过着颠沛流漓的生活,耳濡目染了时政时风。所以,他17至27岁之间的十年中,在襄阳的隆中山隐居躬耕,按他的话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见《前出师表》),靠耕读来自食其力维持生机,深知生活之艰难,生活资源来之不易,从而养就艰苦朴素的良好习惯,青少年时期的这种特定环境培养了诸葛亮后来勤政廉洁的坚实思想基础。
    2、为了蜀汉基业,他一生拼搏,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勤政廉洁是富民强国的保证。
    自“隆中对策”开始,诸葛亮就为蜀汉基业构划了完整的实施方案,他也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但是,蜀国无论是人力、财力都与强大广袤的魏国无法比拟抗衡,一州之土伐九州之国,实属力不从心,所以,诸葛亮只好多次谋划东联吴越,西和诸戎。然而连年战争,物资匮乏,因此,不得不采纳杨洪“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建议(见《三国志·杨洪传》)。刚取汉中,蜀汉就命杨仪为汉中太守,“规划分部,筹度粮谷”(见《三国志·杨仪传》)。诸葛亮北伐期间,多次因“粮尽退军”而不得不在汉中“休士劝农”,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又设置督农官,命吕乂“兼领督农,供给军粮”(见《三国志·吕乂》);诸葛亮本人也务农屯田,“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见《三国志·诸葛亮传》),从勉县三十年来出土的三国文物来看,就是最好的佐证(见郭清华《论勉县出土的三国文物》文博1994年四期)。诸葛亮深知“粮谷,军之要最”(见《与陆逊书》),物资是战争胜利的保证,只有勤劳才有收获,只有廉洁节俭才会富庶,勤政廉洁是当时必须倡导的发展动力,是富民强国的必然措施和军事胜利的保障。
     3、为报“三顾之恩”,尽“托孤之忠”,勤政廉洁是诸葛亮忠勤职守的己任。
自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辅佐和“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一直是谨小慎微,忠勤职守,甚至“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见《后出师表》),他“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见《前出师表》),在当时“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见《后出师表》)的动乱时期,他只能把勤政廉洁作为尽职尽忠的己任,来维护蜀汉政权。
     4、摄一国之政事,行邦域之大权,勤政廉洁当是诸葛亮的表帅之举。
    作为蜀汉的丞相和统军之帅,诸葛亮已“权倾一国”位极人臣,辅政是他的神圣职责。他深知“君谋其政,臣谋其事”和“君勤其政,臣勤其事”的道理,更清楚“上不可不正,下不可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见《君臣第二》)的辩证关系,因此,他提出“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见《教令第十三》),所以,他勤政廉洁事事带头,并劝将士经常给他提意见,“明罚思过”(见《劝将士勤攻己阙教》),纠正自己的错误,在监督中行事,以便使他自己处处为蜀汉国民和将士起带头表帅作用,用以促进清明政治和完成军事任务。第一次北伐失街亭后,诸葛亮斩马谡,奖王平,还上表后主“自贬三等”(见《街亭自贬疏》)就是最好的例证。
    诸葛亮距我们已一千七百余年,但世世代代人们在怀念他、崇敬他,这是因为他具有可歌可泣的贡献业绩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我们研究诸葛亮,不仅是为了解诸葛亮的功德业绩,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弘扬他勤政敬业精神,学习他廉洁自律的思想作风与高尚道德品格,教育和启迪世人,自觉以民族智星诸葛亮为典范,人人忠勤职守,个人廉政奉献,并以此代代相传,使我们中华民族更加繁荣与强大。今天,我们为创建和谐社会,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好形势下,用诸葛亮的勤政廉洁思想与事迹来影响教育国民,反腐倡廉,开拓进取,并以此引响下一代,祖祖辈辈继承优良传统,将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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